東坡和他的《洗兒詩》

　　蘇軾貶謫黃州后，筑室于東坡，自己開荒種地，從此自號東坡居士。元豐六年，侍妾朝云為東坡生了個男孩，起名遁兒。依照舊俗，嬰兒出生三日或滿月時，需要為其洗身，稱“洗兒”。三日洗禮，東坡寫了一首“七絕”詩：

　　人皆養子望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。惟愿孩兒愚且魯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

　　幽默的東坡與世人開了次大玩笑，他借洗兒之機，又以“洗兒”冠名，創作了這首“怪詩”。一些學者順題索驥，紛紛誤入“洗兒”的藕花深處，引發詩外之詩。明代名臣楊廉寫了首與東坡公開唱反調的詩：“東坡但愿生兒蠢，只為聰明自占多。愧我平生愚且魯，生兒哪怕過東坡。”明末清初文學家錢謙益也寫了首《反東坡洗兒詩》：“東坡養子怕聰明，我為癡呆誤一生。但愿生兒狷且巧，鉆天驀地到公卿?！贝嗽娨苍l過當代知名學者的異議。南懷瑾先生曾批評此詩“可笑”。他還說：“世界上哪有這種事？ 生個兒子又笨又蠢，像豬一樣，一生中無災無難，一直到高官厚祿，這個算盤打得太如意了?！边€有學者認為“愚且魯”是要求兒子隱匿鋒芒，學會揣著明白裝糊涂，避免成為眾矢之的。古今種種爭議均圍繞兒輩教育與前程展開。筆者以為東坡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借詩諷刺北宋社會。為官期間東坡是關心民眾疾苦的清官，仕途上經歷過春風得意的崢嶸歲月。但這位舉世罕見的天才命運多舛，元豐二年的“烏臺詩案”使他蒙受一場刻骨銘心的冤獄，為其一生埋下深重的陰影。

　　元豐二年三月，蘇軾從徐州遷知湖州。據《宋史》蘇軾傳記載：“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謝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詩托諷，庶有補于國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語，并媒蘗所為詩以為訕謗，逮赴臺獄，欲置之死，鍛煉久之不決。神宗獨憐之，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。”上文中“媒蘗”意指借端誣罔構陷釀成其罪，“訕謗”即誹謗。就是說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斷章取義地抓住蘇軾湖州謝表和詩詞中只言片語，以不實之辭對蘇軾進行誣陷、誹謗，導致蘇軾入獄。從宋史記錄看，蘇軾無罪之有。烏臺詩案是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等人對蘇軾的人身陷害，是徹頭徹尾的文字獄。

　　在此案處理過程中，對蘇軾投石下井的還有時相王珪。據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記載：“元豐間，蘇子瞻系大理獄。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，時相進呈，忽言蘇軾有不臣意。神宗改容曰：‘軾固有罪，然于朕不應至是，卿何以知之？’時相因舉軾《檜詩》‘根到九泉無曲處,歲寒惟有蟄龍知’之句，對曰‘陛下龍飛在天，軾以為不知己，而求知地下之蟄龍，非不臣而何？’神宗曰：‘詩人之詞，安可如此論，彼自詠檜，何預朕事！’時相語塞。”此文中時相乃宋代著名的“三旨相公”王珪。王安石罷相后，變法派人才危機。元豐年間的宰執大臣，大都才具平庸。王珪為相，庸碌低能，少有建樹，只會恭敬從命。此類朝官與御史臺酷吏沆瀣一氣，妒賢忌能，陷害人才，誠可謂愚且魯也。

　　烏臺詩案發生后，朝野震驚，波及后宮。各方人士反應不盡相同。王安石是熙寧變法時的宰相與新黨領袖人物。蘇軾與王安石曾有過政治分歧。王安石對烏臺詩案的態度是鑒別此案性質的重要參考依據。烏臺詩案發生后，王安石、張方平等老臣曾積極營救蘇軾，王安石還力挽狂瀾地上書神宗皇帝說：“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？”君子一言，一語定性。王安石此言與《宋史》蘇軾傳相互映證，足以說明“烏臺詩案”就是一場陷害人才的冤獄。

　　東坡一生，一貶再貶，從黃州、惠州再到儋州，這一切禍根均應從“烏臺詩案”算起?！断磧涸姟氛窃谶@種令人壓抑的逆境中創作的，“烏案”后數年，東坡在黃州發表了這首令世人振聾發聵的洗兒詩。面對北宋元豐年間的文字獄壓力，東坡采用幽默的筆法來抒發內心的憤怒。幽默是辭格的一種，是通過影射、諷喻、雙關等手法，揭露社會生活的弊端。抓住幽默特色是解鎖此詩的鑰匙?！拔冶宦斆髡`一生”既是穿越時空的吶喊，也是雷鳴般的憤怒與控訴。“但愿我兒愚且魯”既是憤激之詞，也是指桑罵槐的雙關語。詩中“愚且魯”與“到公卿”之間顯然是存在強烈的邏輯反差，正是這種強烈的反差把這首詩的諷喻意味推向了頂峰。與東坡坎坷的人生遭遇相比，王珪、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這類人物無所作為卻青云直上，可謂“無災無難到公卿”。詩中“我被聰明誤一生”與“無災無難到公卿”兩相對照，愈發彰顯北宋元豐年間錯勘賢愚、不愛惜人才的晦暗內幕。（洪朝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