愛較真的傅雷

　　翻譯家傅雷愛較真兒，在文學界是出了名的。

　　傅雷挑選翻譯對象時，很較真。別人挑選作品是跟著市場走，誰暢銷就翻譯誰的。傅雷不是這樣，他最初翻譯羅曼·羅蘭的作品時，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開始，而形勢對中國很不利。傅雷在名著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，看到了中國人所需要的精神力量，便決定翻譯此作，希望中國讀者能“在絕望中重新燃起生的希望”。后來，他又選譯了法國作家伏爾泰、巴爾扎克的作品，認為這些作品都是中國讀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糧。

　　傅雷在翻譯作品時，很較真。傅雷認為，在動筆翻譯之前，務必“熟讀原著，不厭求詳”“任何作品，不精讀四五遍絕不動筆”。開始翻譯后，他會對原文的遣詞造句反復琢磨，煞費苦心。為了解《貝多芬傳》的創作緣由，他專門與羅曼·羅蘭通了書信；為了弄懂巴爾扎克《貝姨》《邦斯舅舅》等作品中的幾處用語，他和法國友人反復通信，直到搞清楚之后才定稿，還特地加上了注釋。

　　傅雷對每天的工作量，也很較真。傅雷做事專注，嚴于律己，每天要翻譯的字數他都定了量。若有事耽擱了，達不到數量，他哪怕不休息也一定要補上。傅雷有生之年共翻譯了30多部著作、約500萬字的作品，恐怕與這個習慣有關。

　　傅雷對自己先前的譯作，更較真。1942年，他曾譯出法國作家杜哈曼的《文明》。過了幾年，他感覺這部作品譯得有瑕疵，于是又“花了一個月的工夫，把舊譯痛改一頓”。無獨有偶，他在翻看十年前的舊譯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時，覺得很多地方不滿意，干脆又把這100多萬字的著作重新翻譯了一遍，方才認定“風格較初譯尤為渾成”。

　　有人夸贊傅雷的翻譯“似可成為一宗一派”。誰知，愛較真的傅雷聽后，明確表示“愧不敢當”：“鄙人對自己譯文從未滿意，以行文流暢，用字豐富，色彩變化而論，自問與預定目標相距尚遠。”（王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