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

中華文化經典中不乏對于君子形象的描述。比如君子之德風、君子周而不比、君子和而不同、君子矜而不爭等，最令人動容的是這句：“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”（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）憂道不憂貧是君子文化和士大夫精神的真實寫照，也是無數讀書人寄意寒星、自勵自警的金玉良言。

　　仁者愛人，憂道之“道”，落腳點是人。天道遠、人道邇，道不遠人，遠人非道。中國之“道”，很早就脫離了抽象的理念層面，直接進入到關懷現實、悲天憫人、即凡而圣的人文領域。道與人具有天然的聯系，就像《尚書·大禹謨》中的十六字心傳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”世道與人心，總是相伴相生、相匯相通?！笆ト四芟敌挠谖⒍轮病?，只有“致廣大而盡精微”，才能“極高明而道中庸”。

　　既然道的落腳點是人，那么君子憂道不憂貧的意思，就并非指不諳世事、不知貧苦。恰恰相反，君子的憂道之中內在包含著憂貧，這里憂的是天下蒼生之貧，而不是一己一家之貧。中華文化講究道生德蓄、民胞物與。憂道不憂貧，憂的是人，但又不是一般的個人，而是整體的人，體現了整體高于個體、利他先于利己的道德精神，詮釋了中華文明重視倫理的特殊情感結構和推己及人、修齊治平的內在文化邏輯。顏回簞食瓢飲而不改其志。屈原披發行吟澤畔，也不忘“哀民生之多艱”。杜甫懷著“致君堯舜上”的理想，從現實中“卷我屋上三重茅”的無奈中演繹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”的向往。于謙“但愿蒼生俱飽暖，不辭辛苦出山林”。顧炎武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……君子精神和士大夫情結根深蒂固、一以貫之，使得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夠承載起文化傳承的使命，做到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”。

　　對于個人而言，憂道與憂貧有時也存在矛盾。中國人并不崇尚苦行僧或禁欲主義的生活，也并非對財富采取絕對排斥的態度。孔子的弟子子貢是經商高手，孔子本人也曾做過管理倉庫的“委吏”和看管牛羊的“乘田”。作為一名君子，首先在現實塵世中生存、體驗，但必須把體悟大道、堅持真理作為人生的價值追求，在面臨矛盾選擇時，放下對個人境遇的執念，把生命的意義投射到對精神的超越性追求上，以成就自己的道德追求，絕不把追求財富作為人生第一要義，絕不為稻粱而同現實妥協?！俺劦?，夕死可矣。”沒有什么比沐浴在真理的光照中更加圓滿，也沒有什么比不義而富且貴更讓人痛苦?！案F且益堅，不墜青云之志”象征著實現內心自由意志的平和狀態。中國文化的獨特稟賦，成就了這種高潔如蘭、溫潤如玉的君子氣質。

　　憂道是純粹的、無功利的。憂道本身是個體的選擇，依托于堅韌的意志，通過叩問內心，明白自己是誰、從何而來、去往何處，找到生命的意義。

　　憂道是至憂，也是至樂。不妨說，憂道對憂貧的超越，是大我對小我的超越、精神對物質的超越、理想對功利的超越，甚至也是對憂與樂本身的超越。生命就像孔子眼中的水，逝者如斯，綿延無盡。憂與樂始終存在著兩極互換的轉化可能。從憂道開始，漸漸聞道、得道、悟道、樂道，實現自證、自強、自在、自洽，達到一種與天地并生、同萬物合一的喜悅狀態，此之謂皆大歡喜。（胡淼森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