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仲的治世“三觀”

　　習近平總書記用典當中多次引用管仲名言。管仲無疑是一個值得我們重點研究的歷史人物。管仲的為政有諸多首創之舉：他主張富民強國，一個區區小國居然能夠“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首開春秋霸業，縱橫四十年無敵手。他最早懂得宏觀經濟調控，故設“輕重九府”；他實施“相地而衰征”，實行土地承包經營；他“興市勸業”，以市場作用帶動就業；他“睦鄰慎戰”，實現和平崛起；他的重民思想被后來的儒家所宣揚；他的“明法審數”被后來的法家所傳承。管仲深受孔子、司馬遷、諸葛亮、李白，以及政治家房玄齡、魏征等歷代先哲的推崇。梁啟超評價管仲為“國史上第一流人物”。管仲的治世之策與圖強之略，貫穿中國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，傳承至今。

　　人才觀

　　眾人拾柴火焰高。管仲雖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但離不開背后強大的群體支撐。正是有了一批各有所長、盡忠職守的出色人才，諸如鮑叔牙、高傒、國懿仲、隰朋、寧戚、賓胥無、東郭牙、王子成父等人在管仲周圍，創造性地執行桓公、管仲的決策，齊國的霸業才最后走向了成功。

　　管仲向齊桓公提出：建成大廈，決不能單憑一根木材；匯成大海也決不能僅靠幾條涓涓細流。君欲成就大業，必須任用五杰：舉動講規范、進退合禮節、言辭剛柔相濟，我不如隰朋，請任命他為大司行，負責外交；開荒建城、墾地蓄糧、增加人口，我不如寧戚，請任命他為大司田，掌管農業生產；在廣闊的原野上使戰車不亂、兵士不退，擂鼓指揮著將士視死如歸，我不如王子成父，請任命他為大司馬，統帥三軍；能夠斷案合理公道，不殺無辜者，不誣無罪者，我不如賓胥無，請任命他為大司理，負責司法刑律；敢于犯顏直諫，不避死亡、不圖富貴，我不如東郭牙，請任命他為大諫之臣，主管監察諫議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管仲推薦人才的觀念包括以下幾點。

　　一是出于公心，從事業角度選才。管仲之所以向桓公推薦五杰，最重要的原因是社稷的需要。管仲認識到，國家要圖強，僅僅靠桓公的支持和自己的謀劃是遠遠不夠的，還需要一大批人才來群策群力；光有正確的決策，沒有具體的行動是很難支撐的，還需要有一大批實干家來落實解決；治理國家是一個系統工程，僅僅有一個方面的人才是不夠的，還需要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能人。基于此，管仲才向桓公推薦了五杰。事實上，五杰均與管仲個人交往不深，多與管仲素昧平生。由此可知，管仲完全摒棄了個人私利和感情因素，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、為國選賢。

　　二是注重人才的群體效應。管仲之所以推薦五杰，潛意識里有這樣的理念：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要完成宏圖大業，就必須依靠一個強有力的團隊，就必須有一個充滿智慧的群體來作為基礎。這一點不僅僅說明管仲的品德高尚，有容人之心，而且說明管仲在智慧上的過人之處。領導能重用一兩個人不算本事，能重用一批人，注意發揮群體效應，才是真正的本事。

　　三是注重用人所長。在管仲看來，人才具有很大的差異性，王子成父是軍事人才，你叫他干外交就是強人所難；東郭牙性情耿直，干監督可以，干外交就得和外國天天鬧別扭。所以把人才放在合適的位置，使其人盡其才，是事業發展的關鍵。管仲在向桓公推薦五杰的談話中，真誠熱情地贊美了五個人的長處，對五杰充滿了信任和期待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為了讓桓公相信自己的推薦，他竟然連用五個“我不如”來強化桓公對五杰的重視程度，一片赤誠，由此可見。

　　四是準確地定位自我和人才之間的關系。管仲向桓公推薦五杰的談話結尾，很耐人尋味。管仲既客觀地分析別人的優點，認為他們在具體領域內的才干超過自己，又客觀地分析自己的優點，擺正了自我和人才之間的關系，從而為自己和五杰各負其責、各司其職創造了良好條件。

　　五是用人不疑。從五杰上任后政績突出、表現優異、功勛卓著的事實可以看出，在使用人才的過程中，管仲用人不疑，善于發揮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。

　　制度觀

　　管仲被拜為相國之后，輔佐齊桓公執政齊國四十年，將地處邊遠、弱小、貧窮的齊國發展成為“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強大國家，齊桓公因此成為春秋第一霸主，這完全得益于管仲對齊國所實施的一系列行政制度和優化舉措。

　　首先實行了國野分治。本來，西周就有國都和鄙野之別，但此前的齊國未實行。這次管仲就把齊國分成“國”和“野”。其中，國都劃分為二十一鄉，士居十五鄉，工居三鄉，商居三鄉。每五家為一軌，十軌為一里，四里為一連，十連為一鄉。齊桓公自己管理五個鄉，上卿國子和高子各管五個鄉。對于野，以三十家為一邑，十邑為一卒，十卒為一鄉，三鄉為一縣，十縣為一屬。全國共有五屬，設五屬大夫分別治理。并劃分各級官員的職權范圍，要求他們兢兢業業，不許荒廢政事，不然處以刑罰。每年正月向桓公匯報述職。

　　國家中“慈孝”“聰慧”“拳勇”出眾者，由鄉長推薦試用，稱職的委任為吏，任用稱職的又可以晉升，直至升為上卿助理。選賢任能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祿制，擴大了人才來源，這一制度成為日后科舉制度的雛形。與此同時，管仲推行禮法并重，即推行道德教化。

　　其次通過行政制度的優化來加強軍事。管仲主導實行了兵民合一制度，規定士鄉的居民必須服兵役。每家出一人為士卒，每軌為一伍，每里五十人為一小戎，每連二百人為卒，每鄉兩千人為一旅，五鄉一萬人為一軍，十五鄉共三軍。齊桓公、國子、高子三人就是三軍元帥，齊桓公率中軍，國、高二氏率左、右軍。這樣就把保甲制和軍隊組織緊密結合在一起，每年春秋農閑時以狩獵來訓練軍隊，有戰事時出征。這樣既提高了士兵戰斗力，也不必支付養兵的費用。同時，管仲又規定全國百姓不準隨意遷徙。人們之間團結居住，做到夜間作戰，只要聽到聲音就辨別出敵我；白天作戰，只要看見容貌，大家就能認識。為解決武器不足的問題，規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贖罪。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贖罪，犯輕罪可以用盾和戟贖罪，犯小罪可以用金屬贖罪，銅用來鑄兵器，鐵用來鑄農具。訴訟成功則要交一束箭。從此，齊國的兵器也漸漸充足起來。

　　經濟觀

　　管仲實行“相地而衰征”的土地稅收政策，這是他發展經濟的第一項措施?！八ァ钡囊馑际堑炔睿罢鳌笔菍r民的地租，不是對于奴隸主貴族的稅。就是說，按土地的好壞，分成等級，對農民按等級收稅。這樣使賦稅負擔趨于合理。同時，管仲還提出了“井田疇均”“無奪民時”的指導原則。提高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。具體如何實施呢？“二歲而稅一，上年什取三，中年什取二，下年什取一。歲饑不稅。歲饑弛而稅?！本褪钦f，每兩年收一次稅，豐年的稅率是十分之三，平年十分之二，差一點的年收十分之一?；哪瓴皇斩?，等到災情緩和之時收稅。

　　發展經濟的第二項措施就是實行“官山?！钡膲艛嘟洜I政策?！肮偕胶！敝械摹吧胶！保馐恰吧胶Ｖ亍薄吧胶Ｖ畼I”“山澤之利”，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鹽和藏于山嶺中的鐵礦兩項重要資源?！肮偕胶！眲t是實施制鹽業和冶鐵業的國家壟斷性經營，實施食鹽和鐵器的國家專賣。這種“官山?！钡恼呒捌鋵嵤?，表面看來國家沒有另外增加稅種或提高稅率，不致引起社會民眾的驟然反對，實際上通過鹽鐵業產運銷的政府壟斷性控制和運營，對鹽鐵生產者以及消費者進行了普遍性和強制性的掠奪，很隱蔽很巧妙地獲取了巨額財政收入?！肮偕胶！闭叩耐菩?，鹽鐵壟斷利潤的獲得，迅速增加了齊國國家財政，為齊桓公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財政基礎。

　　發展經濟的第三項措施是實行宏觀調控政策。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：一是穩定物價。國家采取“斂輕散重”的策略，購進人民所輕者，拋售人民所重者，這樣既可以穩定物價，又能使政府從中獲利。管仲還提倡發展經濟，積財通貨，設“輕重九府”，觀察年景豐歉、人民的需求，來收散糧食和物品。二是壟斷貨幣。貨幣是國家控制經濟的重要工具。所以，國家必須掌握貨幣的鑄造和流通。三是控制流通。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，采取“天下下我高，天下輕我重”的措施，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，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本國。而對本國的剩余商品，則采取“天下高我下”“天下重我輕”的低價政策，促其對外傾銷。在一般情況下，要做到“天下高則高，天下下則下”。四是藏富于民。管仲說過一句名言：“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?！比绾螌崿F“富民”的目標呢？管子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最重要。當然，管子不僅重視農業生產，而且也十分重視工商業。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、更睿智的地方。管仲的經濟政策，使齊國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標，為齊國在日后的爭霸戰中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證。（紀連海）